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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节度使这个职位名称，而在于这个职位的实际权力太大。
节度使这个权力极大的职位，来自于唐朝开疆拓土并巩固所占领领土的制度设计。
经过 400 多年的大分裂大融合，中原的骑兵装备和战术已经得到很大提升。唐太宗依靠骑兵主动出击来打击突厥。而到了唐太宗去世的 7 世纪中期及之后，吐蕃、奚、契丹等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对唐周边的袭扰增多。
（唐玄宗最盛时疆域）
大唐面临的局面是：需要应对的威胁增多，而寓兵于民的府兵制已经基本失效。因此从唐高宗、武周时期开始，国家日渐以募兵制为主。
到了唐玄宗时期，连续两次政变成功，恐怕导致他大大地膨胀起来，日益沉醉于开拓疆土。领土打下来了，还得巩固起来，于是就设置藩镇。藩镇的首脑职位 – 节度使 – 的重要性和便宜行事的权力要求日益迫切。敌军是大规模骑兵，来去如风，要求节度使在调动资源方面也要具有及时而有效的权力，以方便军事行动。
围绕着拓边、巩固新占领土地、防御敌人、主动出击等军事职能，朝廷需要把重要权力下放给节度使：
- 募兵 / 人事权：原来是朝廷募兵，给节度使送过去，后来这种做法无法满足战争需要，朝廷就让节度使就地募兵。募兵工作由节度使负责以后，藩镇的人事工作基本全部由节度使负责。而且兵员多是流民，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士兵就世代为兵，父死子继。他们所有的生活来源都由节度使控制，因此大部分士兵对节度使形成了个人效忠，而不知道有朝廷。
- 财税权：藩镇的后勤粮饷供应，最开始也是由朝廷户部负责，但随着藩镇规模扩大、常驻兵力大增，中央的后勤也日渐吃力。后来藩镇大规模启用屯田制度，自己供应粮食。藩镇的整个财税后勤供应权力也下放给节度使了。
- 行政：朝廷本来有采访使、采访处置使等职位，负责监察藩镇的州县官吏工作情况，有便宜行事的行政大权。但是，这也对藩镇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和效率有负面影响，因此改为由节度使一人兼任，藩镇的大小行政官员都由节度使任免。比如安禄山，除任范阳节度使外，还兼任河北采访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等。
- 地盘：藩镇节度使管辖数州的广大地域，有的还兼任好几个地方的节度使，地盘面积与今天的一个省面积不相上下。
至此，藩镇与朝廷之间的联系变成这样：只有节度使这个职位由朝廷任命，其他都不受朝廷控制。
形成这个局面，会导致什么后果？这里我们补充一个知识点。
政治学里说到国家统治，一般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个叫“回应性”，一个叫“可统治性”。如果更多地考虑“回应性”，那就需要国家授予地方官员较大的自主权，让他们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回应本地的诉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采取行动。如果考虑“可统治性”，则中央政府可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只要基于一致性和标准化的原则建立“一刀切”的制度即可，中央的权威始终保持强势。
回到唐朝节度使制度上。大唐为了加强扩张并强化边防，让节度使的权力日益扩大，以便让他们因地制宜地调动资源，巩固边防。如上文所说，藩镇坐拥广大的地盘，还掌握本地的人事、财政、行政的诸多权力，这就是采用了“回应性”策略。
但是，“回应性”策略的采用，天然就会导致离心力上升。如果不能把握这个策略实施的“度”，那就会导致分裂。此时，节度使一旦拥兵自重不忠于朝廷，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常规的节制手段了。
果然，表面上繁荣无比的大唐，忽然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这就是过度采用回应性策略的必然结果。虽然安史之乱被平定，但是各地藩镇已经坐大，随后就开始了割据。
至此可以小结一下：
唐朝设置节度使职位，并不必然导致藩镇割据，关键在于控制节度使实际权力范围，也就是把握“回应性”策略实施的“度”。只要过度使用回应性策略，无论这个职位叫不叫节度使，都必然导致离心力上升，都会有割据。
例子有很多。明代采用了藩王戍边，结果导致了靖难之役。清代让各地自行组织力量对抗太平天国，最终导致了地方事实上独立。以节度使身份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权力过大的节度使制度的危害，因此他采用制度取消了节度使的专权，把地方的军事权、行政权、财政权分开，各个实权部门和职位互相制约，节度使无法独自展开行动。
其实宋朝就采用了“可统治性”策略，全国一刀切。这个做法虽然效率会低一些，但是对维护国家权威却行之有效。比如岳飞，他急切地要反攻金军，想要朝廷同意他就地自筹粮饷，但是朝廷就是不同意。这就杜绝了形成军阀的可能性。
以上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回答了问题。从历史实际发展来看，有没有节度使这个职位无关紧要，只要唐玄宗沉醉于开疆拓土，就必然有权力集中独掌一方的职位形成。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唐朝拓展领土的目标，伴生的后果就是要给地方充分授权，只要充分授权就会导致离心力上升、导致分裂。
要达到目标，就要考虑目标伴生的后果，这一点也值得我们今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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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唐朝不设立节度使是否还会有藩镇割据？问得就像如果地球上没有人，是否还存在环境污染一样！对于一件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假设如果没有，这种假设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在历史中真实存在！存在即合理。唐朝之所以设节度使并且能够存在那么长时间证明刚开始的时候是合理的。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中央政府亟待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隋文帝时，将州郡县三级制合并为州县两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太宗时为了更加有效的监察地方，他仿照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每道设大总管一人，负责所辖地区的监察工作，监督地方官员，并随时向中央政府进行汇报。刚开始时的大总管仅仅只有监察功能，虽然有很大权力却不能干涉地方行政，财政以及军政。但是由于任大总管的都是中央政府的要员，他们或者受皇帝的旨意监察地方，或者由总领一方的将军担任，慢慢这种监察的职能与领军的职能，开始合二为一，但是朝廷从来没有明文规定，大总管，必须集监察和军政于一身。打仗需要钱，由于大将军专巡一方，往往可以控制地方财政。深受皇帝宠幸的大将军有监察军政财政大权不自觉的就会牵涉到地方行政事务。
到了唐玄宗时，由于疆域的扩大，他又将天下分为十三道，每道设节度使一名，节制地方。每个节度使除了负责节制自己所辖地区，往往因为深受皇帝信任，还可以兼领多个节度使。比如安禄山，他之所以能够造反成功，就是因为天下十三镇节度使，他兼领了七镇。掌握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将近大唐帝国，3/ 5 的兵力。
安史之乱后，凭借着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各镇节度使拥兵自重，不再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俨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
唐朝设立节度使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节制地方，使得地方势力为中央政府所控制。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节度使会慢慢做大，从刚开始的监察之职，到最后总领一方的大员，最终尾大不掉，成为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割据军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非人力所能为非人之思想所能料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