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是对中医进行西化改造的机构，它遵循循证医学普遍性原则，但不适用于中医。
受到机械还原论的制约，西药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解构或者建构出来的微观形态层面的药物，由于其理化性质、对人体作用都是未知的，且不能直接用于人体试验，所以需要开展动物体外和体内实验，再到人体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逐步验证研制出来的药物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与西医相比较，中医就不会遇到针对未知药物进行临床疗效验证的问题，因为中医使用的都是自然原生形态的植物、矿物或者动物，这些自然原生形态的中药材经过像“神农尝百草”那样的历史选择，中医家已经明确其气味、作用部分、功效以及毒性等自然属性，所以中医可以在临床上直接根据人体异常的情况进行组方应用。中医家治病的疗效，不像西医那样是由科研人员在实验室研究来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四诊和辨证论治的精准性。不管是汤剂还是中成药，其疗效和安全性都是依赖于中医家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对个体体质的把握。
辨证论治是以治愈患者为终极目标，该过程既要充分利用中医家的主观能动性，也要充分考虑患者体质的个体差异化。中医家会随着患者的个体体质的差异化以及疾病动态的变化过程不断地改变处方用药，直至将患者的疾病治愈。辨证论治始终处在即时的灵活变化状态，它不可能开展西医那种以评价药物疗效为目标的机械化的随机对照试验。虽然每位中医家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都需要遵循辨证论治，但是历代的医家在临床上都有自己针对某些病证探索出来的具有确切疗效的方剂，医家自己或者官方就会将这些方剂制成丸、散、膏、丹等固定剂型的中成药供患者使用，比如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就是这类中成药的集大成方书。由于这些方剂都是医家在临床辨证论治的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它们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都是在医家辨证论治的指导下才能得到保证。但是现代中医主流学界受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仿照西医对药物疗效评价的方法，不仅要求那些新研制的中成药在上市之前必须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还要将中医临床治疗也改造成像西医那样循证用药，即将辨证化的中医学改造成循证化的西医学。
中医的循证化改造本质上是摒除中医治疗过程中的辨证论治，将中药转变为类西药，按照西医的诊断和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在临床上不经辨证论治直接应用，并将中成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是建立在辨证论治基础上，而是像西药那样遵循以前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加以应用。这种循证化因为没有辨证论治，导致中成药在临床上应用不仅疗效低，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近些年来，国家药监局不但没有纠正中药的循证化应用，而且还将那些未经辨证论治而滥用中成药产生的毒副作用作为其不良反应写进了中成药的说明书里。这种不良反应的标注违反了中医理论特征，对患者健康也不会有积极作用。中医的循证化改造导致了临床疗效的降低和不良反应的增加，这不是中医的进步，而是十足的倒退。西医治病依靠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研制的药物，而中医治病依靠具有较强辨证论治能力的医家。中医治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由精准的辨证论治决定的，要提高中医治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包括中成药的应用，就要提高中医家辨证论治的能力；要提高中医家辨证论治的能力，就要提高中医家的心性存在层次。因此，中医疗效的提高需要向儒道中求，而不是向西医和现代科技求，向现代科技求是缘木求鱼。
不管是非典型肺炎还是新冠肺炎，以辨证论治为特征的中医在治疗上都要优于以循证施治为特征的西医。伴随着中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中医主流学界应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辨析循证医学的不足和缺陷，不要再将先进的辨证医学改造成落后的循证医学，跟随西方文化的发展亦步亦趋。以永恒的自然变化规律为基础的中医，不仅是传统医学，也是现代医学，更是先进的未来医学。中医主流学界需要走向觉醒，以中医主体意识重新认识西医和科学的本质，修正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推动中医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人都会思考，也就是辩证
比如有人眼睛不好，他就想，蝙蝠晚上也能看见，它身上必然有强于人的地方。于是就抓来各种试吃。最后发现，吃蝙蝠屎视力似乎提升了。这就是辩证的过程。
同样有人吃了没好，这一样需要辩证，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可能吃的不够，有可能需要搭配别的。
在科学思维方式出现之前，几百万年来，人类都是这样辩证的。不只是中医，所有事情都是，有用的被留下，没用的被抛弃。才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
科学思维发明之后，人类的辩证有了质的飞跃，不但方向更加准确，速度也提升了。因而近三百年的文明进步，远超过去几百万年的速度。
人类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持续发展的。如果你拜倒在古人脚下，不论古人正确与否，你都没有了再进步的可能。
脑子是好东西，一定用起来，而且不要用偏。科学思维可不是几百年历史，就不如几千年的辩证经验厉害。而是科学思维是建立在人类几百万年发展基础上的。远超几千年的哲学和玄学。
